在人类历史上，肠道传染病曾给我们带来一道道沉痛的伤痕。十九、二十世纪期间7次霍乱大流行席卷全球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多起甲肝疫情暴发，其中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高达数十万人发病，大大小小的聚集和暴发疫情，数不胜数。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、医疗水平的提高，我们对肠道传染病的防控取得显著的成效，但肠道传染病疫情仍时有发生，本世纪初我国暴发多起手足口病疫情，其中2008年阜阳疫情导致数十名婴幼儿死亡。

肠道传染病种类繁多，如霍乱、脊灰、痢疾、伤寒、甲肝、戊肝、手足口病、其他感染性腹泻等，症状也各不相同。多数肠道传染病发病会有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食欲不振等胃肠道症状，也有部分肠道传染病有皮疹、神经系统症状、急性肝炎等症状，但这类疾病有一个共性就是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病从口入”。

疫苗是控制肠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。控制传染源，切断传播途径，保护易感人群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三大“法宝”。大量的隐性感染者的存在给肠道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困难，切断传播途径可以很大程度的阻断疾病的传播。但是，直至当前，社会上部分群众仍然不重视，公卫机构的宣传教育不到位，社会各个机构特别是敏感行业的防控措施不落实。做好手卫生、食品卫生、饮水卫生、环境卫生等，需要更大范围、更深程度的宣传、教育、监督。对此，需要自我防护、社会防护和疫苗保护共同发力。接种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病原体的抗体，提高对相应疾病的抵抗力，是保护易感人群的重要措施。目前，在国内，脊灰、甲肝、戊肝、肠道病毒71型引起的手足口病、轮状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腹泻等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理想的预防效果。

疫苗在预防肠道传染病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。脊髓灰质炎曾经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。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埃及石刻上就有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描绘，上世纪初在纽约出现脊灰暴发疫情，近3万人发病，6千人死亡，此后脊灰疫情在全球频繁暴发。1952年脊灰疫苗问世，随后美国率先开始免疫接种，5年后脊灰发病数下降了85%。1960年我国自行研制脊灰疫苗成功，1965年开始在全国逐步推广使用，70年代的发病数较60年代下降37％。1994年我国报告本土最后一例野生型脊髓灰质炎感染，至今全球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存在脊灰野病毒。脊髓灰质炎即将成为继天花之后人类使用疫苗消灭的第二种传染病。

接种疫苗有效降低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。除了脊灰，疫苗对预防其他肠道传染病也有很好的成效。甲肝曾是我国发病率极高的传染病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我国各地甲肝大小流行不断，年发病数逾百万，农村中成年人感染率高达85%以上。1988年上海发生的甲肝大流行发病人数达32万，我国是当时世界上甲肝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1992年甲肝疫苗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后，本世纪初甲肝发病率已降至1/10万左右。1995年甲肝灭活疫苗在美国推广，到2004年底，美国甲肝发病率从20/10万降低至2.7/10万。

接种疫苗可降低部分肠道传染病的重症率、病死率。2008年阜阳手足口病暴发疫情导致数十名婴幼儿死亡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手足口病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，如肠道病毒71型、柯萨奇病毒、埃可病毒等，但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绝大多数由肠道病毒71型所致。自2016年肠道病毒71型疫苗上市，肠道病毒71型引起的手足口病发病率逐年下降，连续多年处于低流行态势，手足口病的重症率和病死率也随肠道病毒71型病例的减少而大幅下降。

当下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，对人民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胁，对经济建设也造成沉重打击。传染病的防控不可掉以轻心，对于有疫苗可防的传染病，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、经济的措施。接种疫苗是我国公共卫生的长期策略，是落实预防为主工作方针的必然选择。

    文章来源：烟台市疾控中心网站